從設立改革試點，到制度逐步落地，我國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改革已走過8年的歷程。《法治日報》記者近日從生態環境部了解到，改革的階段性目標已順利完成，長期以來存在的“企業污染、群眾受害、政府買單”困局已在破解中。據統計，迄今，改革試行以來全國辦理的生態環境損害賠償案件總數已達3.22萬件。

實踐中，生態損害賠償制度有成效亦有困境。據生態環境部法規與標準司司長趙柯透露，嚴格規范工作程序，完善各項配套制度，強化督導考核，推動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工作逐步實現法治化、規范化、科學化，是下一步的工作重點。

制度逐步落成

據生態環境部有關負責人介紹，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以“環境有價、損害擔責”為基本原則，以及時修復受損生態環境為重點，是破解“企業污染、群眾受害、政府買單”的有效手段，是切實維護人民群眾環境權益的堅實制度保障。

2015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改革試點方案》，在吉林等7個省市開展試點。經兩年試點探索后，2017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改革方案》，提出自2018年起，在全國試行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到2020年，力爭在全國范圍內初步構建責任明確、途徑暢通、技術規范、保障有力、賠償到位、修復有效的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

改革試點和全面試行以來，生態環境部會同各有關部門積極推進，各地方組織實施，在全國范圍內初步構建了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全面完成了階段性目標。

值得一提的是，2021年實施的民法典，專門在侵權責任編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責任章第1232條規定了生態環境損害懲罰性賠償制度，將改革成果上升為國家基本法律。

2022年5月，經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審議通過，生態環境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和科技部、公安部等11個相關部門共14家單位聯合印發了《生態環境損害賠償管理規定》，針對實踐中的突出問題進行了相關制度設計和安排，在明確部門職責分工、壓實地方黨委和政府責任、規范賠償工作程序上提出要求，讓制度長出牙齒，更加管用好用，為深化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工作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

改革取得成效

隨著相關法律法規和制度保障的完善，生態環境損害賠償改革在各地駛入快車道，取得了顯著成績。

近日，生態環境部公布生態環境損害賠償磋商十大典型案例，其中一例是山東省南四湖流域全鹽量硫酸鹽超標排放生態環境損害賠償系列案。最高人民檢察院在辦理南四湖公益訴訟專案中發現山東省部分企業存在高鹽廢水治理措施落實不到位，超標排放含鹽廢水的環境違法行為，并將該案件線索移交山東省生態環境廳。山東省生態環境廳經過排查篩選，組織棗莊市、濟寧市、菏澤市針對33家企業啟動索賠程序，并委托鑒定評估機構開展鑒定評估工作。

根據評估結論，其中1家企業造成的生態環境損害顯著輕微，無須賠償；24家企業硫酸鹽、全鹽量超標排放對周圍的地表水環境造成了損害，可量化的損害金額約9.2億元。目前，24家企業已簽訂磋商協議。其中11家已完成提標改造替代修復，1家正在推進中。另外12家企業已實現達標排放并繳納到位賠償金3485.78萬元。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竺效對此評價稱：“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責任的承擔，不僅可以依法救濟受損生態環境，還可以倒逼企業遵守達標排放等法定環保義務，增強環境保護意識。該系列案件對南水北調區域水質的改善起到了積極作用，取得了良好的環境和社會效應。”

近日，在“園林綠化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與檢察公益訴訟理論與實務研討會”上，北京市生態環境局法規處有關負責人透露，北京市積極落實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改革任務。截至今年6月底，已累計辦理251件損害賠償案件，索賠資金超過3.11億元，讓破壞生態環境者付出了沉重代價。就今年辦理的相關案件來說，市、區有關成員單位加強行政處罰與生態環境損害賠償程序銜接，啟動索賠案件數量較上年有大幅度增加。

北京各區在努力創新探索下，辦理了一批典型案例。例如，在北京市首例噪聲適用損害賠償案件中，豐臺區西鐵營萬達廣場在商業樓9層和辦公樓17層天臺安裝有140余臺鼓風機和餐飲油煙凈化設備，周邊居民多次反映其鼓風機噪聲和排放的油煙影響正常生活。2022年4月1日，豐臺區生態環境局對萬達廣場噪聲和油煙排放情況進行現場檢測，結果顯示油煙排放達標、噪聲排放超標，豐臺區生態環境局督促其立即整改。

2022年9月，豐臺區生態環境局組織啟動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調查工作；同年12月，會同區公安、檢察等部門及西鐵營萬達廣場商業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召開生態環境損害賠償磋商會。最終確定由西鐵營萬達廣場商業管理有限公司履行責任，出資905萬元，對原有降噪設備進行檢查修復、增加隔聲吸音夾層、更新效果不佳的設備。同時，采取油煙凈化設備升級改造和環境美化的方式，實施替代修復生態損害賠償。今年5月，西鐵營萬達廣場綜合噪聲治理改造任務按期完成。截至目前，沒有再收到群眾投訴。

基層困惑待解

不過，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改革的推進也并非一帆風順。

在上述研討會上，北京市園林綠化局法制部門相關負責人就坦陳，在推進改革中發現一些問題。

首先，在什么條件下應當啟動生態環境損害賠償，沒有具體的標準。目前北京市園林綠化涉及159項行政處罰，是否所有違法行為都涉及生態損害賠償，或者針對某一個違法行為應當嚴重到什么程度可以啟動賠償，目前沒有具體參照的標準，缺乏相關的上位法依據，困擾著一線執法人員。

其次，鑒定評估難。由于缺少司法鑒定機構，造成生態環境損害賠償的成本提高，另外對于違法案件如非法獵捕野生動物案件，因為不涉及修復生態環境，這種行為是否造成了生態損害，造成了多大的生態損害，在鑒定中也沒有統一的標準可以參照。而根據前兩年的數據顯示，由各區檢察機關移送的非法獵捕野生動物的賠償線索占很大比例。

現有困境應如何解決？

針對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實踐中存在的鑒定評估難、啟動條件不夠明確、各地推動進度不一甚至出現相差較大的情況等困境，一些地方正在探索出臺具體實施細則，明確相關操作標準。例如，北京市園林綠化部門正在醞釀起草相關制度，梳理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辦理的有關程序。

中南林業科技大學政法學院教授周訓芳認為，在何種情況下啟動賠償、是否來自檢察院的移交線索都需要啟動賠償等細節問題和標準都需要以制度進行明確。同時，必須強調的一點是，生態環境損害賠償不僅僅是生態環境、園林綠化等部門的事情，還要加強與當地法院、檢察院的溝通、銜接。

最高人民檢察院第八檢察廳主辦檢察官、二級高級檢察官劉家璞認為，還需加強生態損害賠償與檢察公益訴訟的協作配合，充分發揮各自優勢，形成公益保護合力。“我們不缺問題線索，缺的是發現問題線索的眼睛。”在他看來，執法司法人員要深入一線，掌握真情況真問題，找對真方法真措施，不搞“一刀切”，依法穩妥解決好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生態環境部已注意到相關問題。近日，生態環境部部長黃潤秋主持召開部常務會議，審議并原則通過的制度標準中，就涉及多個生態環境損害鑒定評估技術指南。無疑，這對于緩解生態環境損害賠償的鑒定評估難問題，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