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10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在北京聯合召開全國調解工作會議，總結交流近年來調解工作取得的成效經驗，表彰全國模范人民調解委員會和模范人民調解員，研究部署推進新時代新征程調解工作的任務措施，推動建設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國、法治中國。 

近年來，各級法院與司法行政機關密切配合，有效發揮調解在矛盾糾紛預防化解中的基礎性作用，使大量矛盾糾紛化解在基層、化解在訴前。 

會上，有10個單位和個人作了交流發言。法治日報10月10日對上述交流發言進行摘編，敬請關注。 

鞏固深化訴源治理“浙江模式” 

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 

近年來，浙江法院堅持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分別在全省、縣級、鄉鎮和村社層面總結推廣“浙江解紛碼”、舟山“普陀模式”、永康“龍山經驗”和臨安“共享法庭”，助推“信訪打頭、調解為主、訴訟斷后”的縣級社會治理中心建設，構建遞進式矛盾糾紛分層過濾體系，基本實現50%的民事糾紛通過調解實質化解在前端。 

2018年浙江法院首次實現收案個位數增長，此后逐年穩步下降，目前收案數已從2017年的全國第2位降至第8位，浙江“訴訟大省”狀況明顯改觀。 

2019年，推動省委政法委出臺《關于加強訴源治理工作的意見》，明確各級黨委訴源治理的領導責任，將萬人成訟率納入全省平安建設、法治建設和共同富裕示范區考核，壓實鄉鎮街道訴源治理主體責任，全省萬人成訟率從2019年的109.7降至2022年的75.5。 

2019年，推動省委在全省推廣建設縣級社會治理中心，建立信訪、調解、訴訟“三支隊伍”，完善信訪、調解、訴訟“三個環節”，強化縣、鄉、村“三級聯動”，全省92家基層法院訴訟服務中心全部入駐，實現群眾糾紛化解和信訪“最多跑一地”。今年上半年，全省社會治理中心化解糾紛29.9萬件，成功率97.4%。 

大力推進“楓橋式人民法庭”建設，推動人民法庭從過去單一“注重辦案”向“參與治理”并重轉變。2022年全省55%的人民法庭實現收案負增長，帶動全省民商事案件收案下降3.6%。全省建成共享法庭2.7萬個，指導調解56萬次，化解糾紛42.7萬件，就地化解率76.3%。 

把司法建議作為人民法院踐行能動司法、主動融入社會治理的重要舉措。2018年至2022年，全省法院發送司法建議7368份，得到采納落實6021件，采納率81.7%，有力促進矛盾糾紛源頭治理、綜合治理。 

大力推進“在線矛盾糾紛多元化解平臺”建設，匯聚起1萬余家專業調解機構、5萬余名調解員，為老百姓提供在線咨詢、調解、訴訟等一條龍服務，實現矛盾糾紛“漏斗式”分層過濾。糾紛產生后首先推送到平臺，由社會調解力量化解，調解成功的可申請司法確認，調解不成的傳至法院立案。累計調解糾紛327.6萬件，成功率51.04%。 

下一步，浙江法院持續鞏固深化訴源治理，努力在推進共同富裕和中國式現代化建設中發揮示范引領作用、貢獻更多浙江經驗。 

大調解格局提升糾紛化解整體效能 

上海市司法局 

近年來，上海市司法局堅持將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挺在前面，牽頭27家單位構建大調解工作格局，全面提升矛盾糾紛化解整體效能。 

全面推廣深化公安派出所、司法所、律師事務所“三所聯動”機制，在化解基層矛盾糾紛中發揮了積極作用?！熬{聯動”提升前端發現能力，建立人民調解與“110”非警務警情對接分流機制，人民調解員及時主動介入糾紛類警情調處，將大量糾紛化解于萌芽?！叭搫印痹鰪妼俚鼗饽芰?，將治安刑事案件背后的原始糾紛納入“三所聯動”范圍，推動268家律所參與幫助厘清法律關系，實現源頭化解?！叭搫?”拓展基層大調解格局，針對不同矛盾糾紛類型相應引入教育、民政、人社等行政調解資源，并加強與基層法庭對接聯動，形成多元解紛新格局，提升基層調解工作效能。 

積極構建線上線下一體化的調解工作統一平臺，在市、區兩級全面設立非訴訟爭議解決中心，配備專職人員近200名，上百家調解組織實體入駐，其他調解組織及公證、仲裁、行政裁決、行政復議等機構機制化入駐，有效實現統籌調配、聯動化解矛盾。牽頭研發解紛“一件事”平臺，依托“一網通辦”系統，提供調解、仲裁、行政復議、引導訴訟等10項線上解紛服務。目前，首批6700余家解紛機構入駐平臺，當事人申請后根據算法智能匹配解紛機構，“一案一號”全程跟蹤辦理，并以解紛數據一口歸集加強重大糾紛風險預測預警預判。平臺上線8個月來，接收申請1.7萬件，受理1.4萬件，化解成功率約95%。積極推動全市調解組織統一在解紛“一件事”平臺上承接法院、檢察院以及行政機關推送的調解案件，同時由非訴訟爭議解決中心在線下對相關案件進行統一接收、分派、管理、反饋，并為當事人提供電話咨詢、在線解答等幫辦服務。 

制定實施促進多元化解矛盾糾紛條例，出臺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商事調解以及訴調、警調、檢調對接等領域制度文件10余份。在加強調解員評聘、行為規范、權益保護等工作的同時，專門編寫出版調解專業培訓教材，不斷提高調解員隊伍法治化、專業化、職業化水平。聯合財政部門將調解納入政府購買服務項目，提升辦案補貼標準，保障調解員待遇，激發工作積極性。 

下一步，上海將著力完善基層調解保障，優化調解資源配置，強化數字科技賦能，努力推進完善與超大城市治理現代化相適應的新時代大調解工作格局。 

商事調解優化粵港澳大灣區營商環境 

廣東省司法廳 

粵港澳大灣區經濟發展領先，跨境商事糾紛頻繁。近年來積極推進商事調解工作，取得明顯成效。截至目前，有商事調解組織330家，其中涉外商事調解組織20家，在冊商事調解員2232人，2022年以來調解商事糾紛2.5萬件。 

加強與港澳的協調聯動，為擴大外循環、暢通內循環，聯合港澳制定《粵港澳大灣區調解平臺建設工作方案》，組建粵港澳大灣區調解工作委員會。聯合港澳發布《粵港澳大灣區跨境爭議調解示范規則》，會同省法院出臺《廣東自貿區跨境商事糾紛調解規則》。推動出臺統一的《粵港澳大灣區調解員名冊》。聘請82名大灣區律師、港澳居民律師作為特邀調解員。 

推動出臺《深圳經濟特區矛盾糾紛多元化解條例》，在全國首創設專章對商事調解予以規定，從制度上解決商事調解“建設多頭、管理無人”的難題。推動出臺《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發展促進條例》，深圳市司法局會同有關部門制定《關于推進商事糾紛調解市場化收費的實施辦法》《關于商事調解組織自收案件司法確認流程指引》，對商事調解進行規范管理。深圳光明區開展商事調解服務標準化試點工作，納入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司法部的試點項目。 

從政策扶持、業務支持、行業自律等方面出實招、出硬招，為保障商事調解良性發展蓄好勢能。橫琴、前海、南沙從落戶獎勵、辦公用房、人才引進等方面給予商事調解全方位扶持，商事調解組織在前海、橫琴合作區同一年度內享受支持資金總額最高分別可達1000萬、800萬。構建“調解優先”多元解紛格局，加強與法院、仲裁機構的銜接聯動，引導市場主體首選商事調解解決糾紛。在珠三角九市分別打造商事調解示范機構。舉辦廣東省涉外法治建設工作會議，大力推廣商事調解，促進大灣區商事調解行業的交流與合作。成立全國首個商事調解專門協會——深圳市商事調解協會，提升商事調解組織和商事調解行業依法依規自律管理水平。珠海市總商會等珠海、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8家單位共同發起成立跨區域“大調解”協會——珠海市調解協會，促進商事調解健康發展。 

下一步，我們將以此次會議為契機，搶抓發展機遇，積極作為，進一步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商事調解工作高質量發展。 

構建“法院+商會”多元共治新模式 

安徽省滁州市中級人民法院 

滁州兩級法院堅持能動履職，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總對總”工作部署，構建“法院+商會”多元共治新模式，深化民營經濟領域糾紛源頭治理、多元化解。 

發揮商會預防化解商事糾紛優勢，在全省率先實現轄區內縣級商調委全覆蓋，壓實法院指導職能，實現在商崇法與在法言商、法律規范與商業規則相結合的預防調處機制。2019年5月以來，通過商調委化解涉企糾紛8106件，實現商事糾紛不出商會。常態化開展“進企業、解愁盼、助紓困”活動，發布涉企法律風險提示白皮書、司法建議，發布保護中小投資者典型案例，引導企業規范行為。天長法院積極參與推動轄區內30強企業以及在16個民營企業集中的鄉鎮（街道）開展無訟企業（社區）建設，2021年以來，大量糾紛在企業園區得到預防化解，轄區人民法庭年均受案數下降10.8%。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與全國工商聯“總對總”工作部署，實現全部商會調解組織和調解員對接法院調解平臺，將66名企業家、商（協）會負責人等專兼職調解員納入工商聯調解名冊，實行動態管理，切實發揮商會人才優勢、專業優勢和法院平臺優勢、保障優勢，實現商事糾紛商人解。2020年7月對接以來，調解涉企案件7523件，增加調解成功率。發揮專業調解優勢，不斷擴大與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律師調解等對接范圍，與53家單位建立多元化解機制，通過“法院+社會”多元化解機制，將18607件糾紛實質性解決在前端。2021年，滁州法院一審民商事案件收案數十年來首次呈下降趨勢，2022年降幅為3.7%。 

促進出臺《關于進一步完善非公有制企業矛盾糾紛訴調對接工作的意見》等20項配套制度，對涉企案件類型、平臺建設、程序制度等作出明確規定，確保商會調解“有牌子、有隊伍、有場所、有制度、有檔案、有程序”。建立調解協議督促履行機制，經商會調解成功的案件，自動履行率超80%。通過集中授課、以案代訓等方式切實提升調解員業務能力。建立獎懲機制，評選年度優秀調解員，對違反調解制度的調解員，依法依規追究相關責任，并從調解員名冊中移除。爭取市財政落實好商調委補助經費和調解員補貼經費，完善“以案定補”機制，鼓勵商會調解員以全面履行調解結果為目的，制定調解方案，提高實質解紛效果。 

滁州法院將繼續確?！白デ岸?、治未病”理念落實到位、生根見效。 

聚焦基層治理法治促進糾紛源頭化解 

內蒙古自治區呼和浩特市賽罕區人民法院 

呼和浩特市賽罕區是自治區第一人口大區。法官人均結案600件，人案矛盾十分突出。探索形成黨委領導、雙向指導、三方聯動、四個延伸、五類速裁的訴源治理賽罕模式。 

把訴調對接中心作為參與訴源治理的“指揮中心”，統籌前端訴源治理、中端訴調對接、后端調審銜接。帶動訴至法院糾紛數下降的同時，連續2年新收民商事案件同比下降8%。 

加強人民調解員業務指導，打造基層治理人才孵化基地。建立“賽法調解網絡學院”，引入北上廣一線調解專家，邀請人民調解員參加培訓36場6200余人次。邀請人民調解員到法院“掛職鍛煉”，以案代培，提升依法調解能力。人民調解員逐步成為矛調中心的“骨干”，信訪維穩的“好手”。 

由“1+1”（法官+法官助理）擔任，重點化解法律適用爭議大、專業疑難的矛盾糾紛。向社會公開招募選任81名特邀調解員，引入15家特邀調解組織。實行以案定補，市政府提供調解經費保障。以調解質效為標準每月末位淘汰，倒逼不斷提升調解能力。對接街道辦事處，將社區書記、網格員等基層治理人員納入調解平臺，每個網格單元至少有一名法官或調解人員和網格員一起開展基層調解。 

在社區（村）矛調中心設立57個法官工作站，重點推進人民法院調解平臺進鄉村、進社區、進網格，實現小事不出村。在街道（鄉鎮）矛調中心設立12個訴前調解工作站，重點推進信訪化解、指導調解、聯動化解，努力實現大事不出鎮。今年以來協助街道（鄉鎮）化解重大信訪案件26件。設立金融糾紛訴源治理工作站，幫助金融機構在前端加強合規審核、規范放貸行為，訴前化解金融糾紛1752件。設立12家物業糾紛訴源治理工作站，1495件群體性物業糾紛就地化解。發送司法建議，發布審判白皮書，助力黨委政府決策科學化、治理精準化。打通法院與各基層治理單位之間數據壁壘，將矛盾預防的“前端”與糾紛解決的“后端”互聯互通，實現當事人解決糾紛“只進一扇門、最多跑一次”。線上調解成功4850件。 

訴源治理解決不了的案件，由法院發揮最后一道防線作用。對金融借款、買賣合同、民間借貸、房地產、物業五類糾紛實行要素式審判。速裁快審結案2.2萬件，個案平均30天以內審結。 

下一步，將繼續在黨委堅強領導下，聚焦基層治理法治需求，暢通更多訴訟外解決糾紛渠道，促進糾紛源頭化解、止于未訴。 

打造知識產權保護“楓橋經驗”新樣板 

首都知識產權服務業協會知識產權糾紛人民調解委員會 

首都知識產權服務業協會知識產權糾紛人民調解委員會于2019年11月成立，目前有調解員24人，主要依托首都知識產權服務行業的優質專業資源，開展專利、商標、著作權侵權及其轉讓、許可合同等糾紛化解工作。成立四年來，累計受理知識產權糾紛5300余件，調解結案3800余件，為北京地區創新主體提供了便捷、高效、低成本的矛盾糾紛化解服務。 

調委會秉承保護知識產權就是保護創新的理念，結合知識產權糾紛具有專業技術性強、侵權種類和形式多、取證和舉證難、賠償數額難以評估等特點，堅持制度規范和人才培養“兩手抓”的工作策略。在制度建設方面著重加強規范化、標準化，完善調解告知書、申請表、終結告知書等制度文件，規范受理申請、主持調解、訂立協議等工作環節，保障調解工作規范化運行。在隊伍建設方面，注重選聘具有知識產權法律背景和行業技術背景、為人公正、熱心調解工作的人員擔任調解員，并利用行業協會資源，通過一對一指導、組織培訓等多種途徑，持續提高調解員的法律素質和業務技能，為知識產權保護構建起了一張堅強有力的“防護網”。 

調委會積極與北京市各級人民法院建立訴調對接機制。目前已經參與北京知識產權法院、北京互聯網法院、海淀法院、豐臺法院訴前知識產權糾紛案件委派調解工作，并在部分法院派駐專職調解員，與法官配合調解案件。每年完成法院委派調解案件1000多件，成為法院知識產權訴前調解的主力軍，得到了當事人和法院的一致好評。在與北京互聯網法院對接工作中，針對信息網絡傳播權侵權案件具有數量大、持續性強，起訴到法院的案件往往只是當事人掌握的侵權案件的一部分，調解員主動作為，全面了解侵權行為，提出一攬子解決方案，既維護了當事人合法權益，又節約了司法資源，減輕了當事人訴累，在當事人和法院之間筑起一道矛盾糾紛化解的“隔離墻”。 

調委會在日常工作中“向前一步”，通過多種方式主動了解會員單位和其他企事業單位在生產經營中知識產權糾紛化解需求，利用行業協會第三方的社會影響力，為企業和當事人提供免費的知識產權矛盾糾紛化解服務，近兩年，每年主動上門調解的案件超過200件。調委會還積極解決相關國家駐華使領館反饋的知識產權問題，每年進駐中國服務貿易交易會等重要展會，為企業和當事人提供知識產權咨詢、糾紛調解等服務。入駐北京（中關村）國際知識產權服務大廳，提供“一對一”和“面對面”咨詢和調解服務，搭建起協會和企業、協會和當事人矛盾排查預防化解的“連心橋”。 

下一步，深耕知識產權領域，努力讓調解深入人心，最大限度將知識產權糾紛防范在源頭、消滅在萌芽、化解在基層，為促進首都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優化首善營商環境貢獻力量。 

“庭所聯合共建”促進兩大優勢結合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烏魯木齊市頭屯河區人民法院頭屯河人民法庭 

2021年以來，新疆烏魯木齊市頭屯河人民法庭堅持“楓橋經驗”的時代化本地化具體化，以“庭所聯動”為抓手，共同做實指導調解職能，探索形成“聯調化解糾紛、聯動防范風險、聯建實現善治”的基層治理模式，最大限度將矛盾糾紛預防在源頭、吸附在基層、化解在訴前。 

建立“庭所聯合共建”機制，與基層司法所、派出所、法律服務所“三所聯動”，會同基層社區、婦聯、工會設立矛盾化解中心，推進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三調聯動”。聯合司法所探索集中指導和分片包聯模式，動態研判轄區易發多發糾紛，“線上線下”多種形式組織轄區20余個調解委員會和70余名人民調解員開展業務培訓132次，“庭內庭外”多種渠道指導人民調解200余次，邀請人民調解員旁聽庭審和現場觀摩52次，聘任10名調解員為人民陪審員，多措并舉做實做細指導人民調解法定職責。近三年來，86%的矛盾糾紛前端調處，16個社區中6個社區實現“無訟”，最大限度實現矛盾糾紛源頭化解。 

建立“庭所聯合調解”機制，司法所選派1名人民調解員常駐人民法庭，年均調解糾紛400余件，調解成功率達92%。注重發揮委派調解優勢，在當事人自愿原則下，涉民生糾紛優先導入人民調解，近三年來，“保護婦女兒童驛站”家事糾紛調解成功率保持在90%，“農民工討薪驛站” 欠薪糾紛85%以上當場兌現。對勞動勞務、物業供熱糾紛開展示范性調解，高效批量化解糾紛，近五年來，轄區八一鋼鐵公司訴訟案件從數百件下降至9件。調解過程中引導當事人恪守誠信，鼓勵即時履行，履行確有困難的，引導當事人申請司法確認，適時申請執行，最大程度兌現權益。近三年來，即時履行600余件，司法確認700余件，自動履行率40%。調解不成的就地立案轉入訴訟，實現法律優勢和群眾優勢較好結合。 

建立“庭所聯席會議”制度，靈活運用司法大數據研究分析系統，定期與區司法局、管委會、司法所雙向通報轄區訴訟案件類型和特點、民間糾紛變化和趨勢，并召開聯席會議，形成轄區矛盾糾紛共同分析、提前預警、協調處理機制。高度重視因家事、鄰里等民間糾紛引發惡性傷人事件的預防化解工作，會同司法行政機關建立民間矛盾糾紛雙向預警通報機制，共同做好前端化解、綜合治理等工作。近三年來，發布預警信息、工作通報、司法建議等83份，提前介入化解糾紛隱患568件，成功化解率達96%。 

實踐證明，“庭所聯動”是共同做實指導人民調解法定職能的有益探索。 

律師“非訴在線”優先實現息訴止爭 

山東祺君律師事務所 

“律師參與調解工作具有專業優勢，開展律師調解工作，可以及時化解矛盾糾紛，減輕群眾訴累，促進社會和諧。”來自山東省莒南縣祺君律師事務所主任姜其軍介紹道，代理案件不能為了訴訟而訴訟，要以解決爭議為目的，樹立“調解優先”的理念，既當好“訴訟代理人”，也當好“專業調解員”，設身處地幫群眾排憂解難，努力實現息訴止爭、案結事了。今年以來，所里共代理案件292件，調解成功81件，占總代理案件27.7%，涉案標的額1600余萬元。  

莒南縣建立了數字司法平臺“非訴在線”，通過“非訴在線”實現全縣調解機構互聯互通。對于簡單案件，律所直接進行調解，并將調解情況錄入“非訴在線”平臺。對于相對復雜、難以獨自化解的案件，律所在“非訴在線”本所端口提出訴求，由平臺指揮中心收到訴求后指派到相應的人民調解組織，再由人民調解組織匯集各方面力量共同參與，形成糾紛化解合力。例如，律所受理的一起因相鄰權引起的糾紛，因雙方當事人矛盾 激烈，調解難度大，通過屬地司法所、法律服務所、村委會、綜治辦等共同參與調解，最終得到圓滿解決。目前，律所已通過類似模式化解疑難復雜案件6件。 

“實踐中，通過我所律師調解的案件，絕大多數都能即時履行，對于不能即時履行的，我們引導雙方當事人申請司法確認，賦予協議強制執行力。目前已司法確認7件?！苯滠娬f。 

“調解的案件來源基本都是當事人前來咨詢如何打官司的案件。但通過調解工作，當事人在更短時間內以更低成本化解了矛盾糾紛，維護了自身合法權益，因此仍愿意向我們支付費用?！苯滠娬f，今年我所成功化解的矛盾糾紛中，當事人共支付法律服務費用19.2萬元，真正實現了把律師調解作為我所的一項業務在開展。另外，莒南縣還采取以案定補的方式，對我所給予補貼3萬元。通過開展律師調解工作，我所業務量不僅未受影響，反而擴大了知名度和影響力，實現了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雙贏。2023年，被評為山東省優秀律師事務所。 

“律師調解工作，緩解了法院辦案壓力，節約了司法資源，更加便捷、高效和實用，真正實現了政治效果、社會效果與法律效果的有機結合?！苯滠娬f，我們將繼續發揮執業律師在調解工作中的優勢，積極引導當事人以非對抗方式化解矛盾糾紛，努力實現法律專業服務與非訴化解服務的有機結合，為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維護社會和諧穩定作出應有的貢獻。 

傾情傾心扎根基層為調解事業揮灑青春 

河南省溫縣祥云鎮人民調解委員會主任 吳靜靜 

吳靜靜，是河南省溫縣祥云鎮人民調解委員會的主任，從事調解工作11年。 

去年，吳靜靜調解了一起外地商人在本地的租賃糾紛，外地商人起初擔心“拉偏架”執意要起訴，但最終吳靜靜以一顆公心化解了糾紛，并收到了外地商人從黑龍江寄來的錦旗。吳靜靜時常會面對一些涉及人數多、利益難協調，特別“燒腦”的糾紛，尤其是信訪積案，甚至需要數十次往返溝通。 

“群眾利益無小事，找到我就是對我最大的信任，讓群眾的煩心事得到妥善解決是我始終堅持的目標?！眳庆o靜說，正是一次次的笑臉相迎和耐心傾聽，收獲了群眾的信任，成為群眾的知心人、暖心人、貼心人。 

2021年，吳靜靜考取了法律職業資格證。專業能力的提升，使她調解的合同、借貸、勞務、繼承析產等糾紛開始越來越多，也成了轄區的“紅人”。她建立了祥云鎮人民調解普法群，利用專業所長宣傳法律知識、解答法律問題、代寫法律文書，累計接待法律咨詢2800余次，從群眾眼里“調個地邊糾紛、評個家長里短”熱心腸的“吳調解”，成為了群眾身邊的“吳律師”。作為公職律師不僅對鎮黨委政府重大決策提出法律意見和建議還參與“三資”監管、合法性審核等工作，從源頭上遏制了糾紛的產生。 

眾人拾材火焰高，吳靜靜往返轄區28個村發動村民選出自己身邊的調解員，每個村調解員都成為糾紛排查的“瞭望哨”和化解的“尖兵”。她通過以案帶教、輪訓宣講等形式教他們怎么去規范制作調解文書、傳授調解經驗和方法，逐漸形成了村鎮聯動的調解團隊，每年化解糾紛近500件。當地調委會還與法庭、派出所建立了工作對接機制，每年調解轉交的糾紛近200件。 

吳靜靜說，作為其中的一份子，將繼續用實際行動，在平凡的崗位上踐行司法為民的初心和使命，為社會和諧穩定和基層法治建設貢獻力量。 

彝區“德古”調解員用好“法理情” 

四川省峨邊彝族自治縣黑竹溝鎮依烏村人民調解委員會主任 耍惹阿覺 

來自四川小涼山峨邊縣黑竹溝鎮依烏村的耍惹阿覺，是一名最基層的人民調解員，從事人民調解工作已28年。 

大小涼山彝區是一個“一步跨千年”的地區，傳統文化濃厚，針對彝區法治資源短缺的實際，耍惹阿覺堅持把提升調委會和人民群眾法治水平作為首要任務，積極向上級機關爭取，率先在全縣將村調委會與市、縣兩級公共法律服務中心視頻連通，邀請聯系、幫扶單位領導擔任“德古”人民調解指導員和法治宣傳員。 

“德古”是對睿智、仁義、公正的人最好評語。 

耍惹阿覺堅持每周組織一次調解員集中學習，全面提升人民調解員法治意識和法治能力，實現了“民間德古”向“德古人民調解員”的角色轉換。 

耍惹阿覺在多年的調解工作實踐中發現，當地群眾更樂于借鄉土文化、用鄉音鄉情、靠鄉土辦法來解決矛盾糾紛。作為新時代“德古”人民調解員，他主動向老一輩“德古”學習彝族習俗，并針對傳統“德古”調解多為口頭約定、容易反悔的問題，牽頭制定了“德古”人民調解“七不準、五嚴禁、三必須”工作紀律，推行“德古調解+司法確認”模式，變隨意為正式、變“口頭協議”為“書面文書”，形成將國家法律和當地習俗相融合的“阿覺調解法”。 

2022年，在處理一起家族矛盾糾紛中，耍惹阿覺主動邀請本地德高望重且熟知彝族民俗的“蘇易”“德古”等參與調解，促成雙方協商一致，跟進做好司法確認，成功避免了因家族矛盾引發的上百人聚集的群體性事件。近四年來，耍惹阿覺參與調解的400余件矛盾糾紛中司法確認率達40%，協議履行率達97%。 

4年來，耍惹阿覺組織村調解員幫助群眾解決問題達300余個，實現了“小事不出村、矛盾不上交”。 

峨邊彝族自治縣黑竹溝景區開展調解延伸服務，耍惹阿覺為游客提供法律服務200余次，調解涉旅游糾紛80余件。針對彝族婚嫁“高聘金、高聘禮”老大難問題，耍惹阿覺將治理婚嫁“雙高”內容納入村規民約，開設“德古彝漢雙語法治講堂”，打造“小手牽大手”“普法小阿依”品牌。目前，全村婚嫁聘金、禮金平均下降76%，有效避免了彝族家庭因婚嫁致貧返貧現象發生。 

耍惹阿覺說，要積極踐行新時代“楓橋經驗”，爭做一名新時代的新型“德古”，努力為彝區社會和諧穩定、民族團結進步貢獻新的更大力量。 

法治日報全媒體記者 趙婕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