遍地風流④丨安桂槐：可可托海“功勛礦”的領航人
【人物檔案】安桂槐（1918年—1993年）1937年5月參加革命，1939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經歷了抗日戰爭、解放戰爭。1956年調入可可托海礦區擔任主要領導，1958年至1964年先后擔任可可托海礦務局局長、黨委書記。他帶領可可托海各族干部群眾艱苦奮斗，無私奉獻，完成了艱巨的工作任務。
我們要事事從黨和人民的利益出發，顧全大局，哪里需要去哪里……——安桂槐
春光灑落在新疆有色集團家屬大院里，4月13日，記者尋訪來到了安桂槐生前的住所，安桂槐的大女兒、今年84歲的安愛英正伏案書寫著，在她的身旁擺放著一沓沓歷史資料和三四本紙張已泛黃的回憶錄。
環顧四周，家里只有簡單的幾件家具，一個老式書柜，里面擺放的依然是成摞的歷史資料。“這書柜是家里僅剩的父親用過的物件，其他物品，這幾年我都捐獻給了可可托海地質陳列館和可可托海干部學院了。”安愛英笑著說。
家中最顯眼的擺設，就是墻壁上懸掛的一幅可可托海鎮風景圖，在陽光照耀下熠熠生輝。
畫中，這座處于群山環抱的小鎮，當年以礦產資源聞名于世，它貢獻了我國“兩彈一星”必不可少的原料，曾經替我國償還了前蘇聯巨額外債。
在“功勛礦”“英雄礦”光環的背后，是老一輩可可托海人對祖國的忠誠和奉獻。他們把自己的命運與這個背負著光榮使命的礦區緊緊地聯系在一起。
安桂槐就是其中一位優秀的共產黨員，他帶領可可托海干部群眾為邊陲紅色歷史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伴著安愛英的講述，半個世紀前的往事躍入眼前。
為國家償還巨額外債
“我們要事事從黨和人民的利益出發，顧全大局，哪里需要去哪里……”父親的話語猶在耳邊。
1954年10月的一天，安桂槐響應全國支援工業建設的號召，舉家奔赴新疆，來到阿勒泰。在女兒安愛英的眼里，“搬家”早習以為常。
“父親無論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時期，還是后來搞經濟建設，不管到哪他都以黨和國家利益為重，克服一切困難，堅決完成黨交付的各項任務。”安愛英說。
1958年至1964年，安桂槐擔任可可托海礦務局黨委書記、局長。正是在這幾年間，可可托海人扛起了為國家償還前蘇聯債務的重任。
“可可托海是中國最寒冷的地方之一，冬天氣溫低至零下40多攝氏度。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全礦干部職工肩挑背扛，用一簍一簍礦石為國家償還了巨額外債。”在安桂槐回憶錄里，記者看到這樣一段文字。
那些年，職工吃的是帶沙子的粗面，蔬菜只有自己生產的少量土豆，很多職工患了浮腫病，這其中就有安桂槐的妻子史云華。
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安桂槐帶領大家每天工作15個小時以上，完成了“保出口”任務。
可可托海干部學院教研部副主任王丹說，我們的前輩沒有看見過共產主義，但他們愿意為之拋頭顱、灑熱血。今天不斷崛起的中國，就是先輩們不懈奮斗和精神傳承的結果。
不和群眾爭糧食爭利益
可可托海小鎮上，人們都會講出幾個有關安桂槐的故事。
“他一心想著職工，說職工最大，從來沒有想過自己。”說起安桂槐，80歲的可可托海鎮居民朱吉林淚眼婆娑。
朱吉林說，安桂槐在可可托海任職時，為了保障一線職工每天能吃上四個黑面饅頭和一盤菜，讓患浮腫病職工和幼兒園的孩子能吃飽飯，給包括自己在內的黨員干部每天的定量只有三碗糊糊。
1961年的冬天，一個朋友知道安桂槐那里工作艱苦，給他家送來兩袋面粉。
“哇，姥姥可以給我們做好吃的了！”安桂槐的兩個兒子樂得在房子里蹦蹦跳跳。
安桂槐知道后說:“把糧食送到托兒所去，孩子們都吃不飽，職工怎么能安心工作？”
“那咱留幾斤吧？”看見外孫臉上失落的表情，姥姥在一旁求情。
“不行，一斤也不許留！”說罷，安桂槐拎著兩袋面粉出了門。
朱吉林被震撼了，他寫下了入黨申請書，說自己想做一個像安桂槐那樣的共產黨員。朱吉林說，這些事不僅影響了他，還堅定了很多人留下來的信心。
還有一件事讓安愛英至今回憶起來，都幾度哽咽。那是1959年，安愛英11歲的二弟隨姥姥來到可可托海。有一天，二弟跑到礦區職工食堂后面拔野菜吃，腹部不適，嘔吐綠水，食堂的李師傅路經此處，看到這一幕，很心酸，走上前去詢問，并拉著孩子到了食堂，給了他一個饃饃。孩子拿到饃，想到姥姥也很餓，便拿回家想和家人一起分享。
家人以為饃饃是孩子偷來的，被冤枉的孩子哭著把安桂槐帶到食堂，指著李師傅說：“他給的。”
此時李師傅才知道孩子是安桂槐的兒子。
安桂槐說：“我的孩子更不能搞特殊化！”他執意要退回饃饃。
“孩子餓成這樣，我看不下去，心里難受，這和他是誰的孩子有什么關系？這個饃饃是我的定量，我愿意給孩子吃！”李師傅也急了。
這個場面，令在場的人十分感動。
安桂槐常說：“我們黨員干部，不能和工人們爭糧食、爭利益。”他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
把共產黨員身份始終放在第一位
在安愛英簡陋的家里，卻有著一個“奢華”的浴缸，擠在三五平方米的衛生間里，顯得有點“格格不入”。
安愛英笑著說起了浴缸的故事。
“父親在新疆工作三十余年，可住樓房不過七年。我家曾在三十平方米的房子里一住就是十二年。”她說。
1979年，自治區經委分給他一套一百平方米的房子，他不要。“和職工住一樣的房子，我才住得踏實。”安桂槐說。
1992年冬，新疆有色礦物局建了新樓房，安桂槐搬進了七十平方米的房子，房子里安了浴缸。他常高興地說：“現在條件好了，在家都可以洗澡了，太闊氣了。”
每次洗澡放水，他規定坐下后水能漫過腿就行，多一點就會不高興。他說：“水和電是需要大家來節約的！”
記者還了解到，1964年，組織安排史云華由可可托海礦物局工會主席調自治區建工局負責檔案工作，此時安桂槐任自治區建工局黨委書記兼局長，他以妻子文化低為由，將其轉調到該局下屬一建公司福利科。幾次升工資，表中只要見到史云華的名字，他就會把這個名字劃掉或者在名字前打個X號。其實，史云華也是從艱苦環境中鍛煉過，受黨培養、成長起來的老黨員，不用丈夫提醒，她已數次在漲工資時，將機會讓給其他人，只是從沒有和丈夫提起罷了。
“做任何事，都要想到公與私，路是自己走的。父親在他離開的最后一刻，也沒忘記這樣教導我們兄弟姐妹。他就是這樣一個人，把共產黨員的身份始終放在第一位，他常說，只有這樣才能對得起黨對得起國家對得起百姓對得起自己。”安愛英說。
2020年，可可托海干部學院打造了安桂槐展廳。展廳用“烽火歲月、再上戰場、忠誠為民、清正廉潔”四個部分詮釋了安桂槐為黨為國為民奉獻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