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日，山東連云港“藥神案”二審宣判，一審法院認定的銷售假藥罪被改為非法經營罪，14名原審被告人的刑罰均有所減輕，另有1人被判無罪。這起因代購、銷售印度仿制抗癌藥引發的刑案，因與電影《我不是藥神》情節相似，被稱之為連云港“藥神案”。

《我不是藥神》上映引發社會關注后，現實版“藥神案”紛紛浮出水面。隨著新修訂的《藥品管理法》自2019年12月1日起施行，之前曾以銷售假藥罪判決的上海“藥神案”，后改判為走私國家禁止進出口的貨物罪，相比一審判決結果，改判后的懲罰明顯減輕。連云港“藥神案”二審宣判，是“藥神案”改判的又一個典型案例。

上海、連云港兩地的“藥神案”改判，突出彰顯了我國法治進步。過去，因《藥品管理法》中有涉及假藥的相關規定，法院以銷售假藥罪判決可以理解。但把能為患者“續命”的、境外合法上市的靶向藥認定為假藥，既不符合這類藥品真實情況，也與公眾認知存在偏差，還忽略了患者感受，所以修改法律規定是必然要求。

去年新修訂的《藥品管理法》刪除了原來“按假藥論處”的相關條款，這就不把代購、銷售的印度仿制抗癌藥等同于假藥，使我們的法律規定更科學更符合實際。此外，法律還明確規定，未經批準進口少量境外已合法上市的藥品，情節較輕的，可以依法減輕或者免予處罰。由此，“藥神”不再受到重罰。

新修訂的《藥品管理法》既給了司法機關審理“藥神案”的法律依據，也給了法律代理人、當事人重新辯護的理由。這類案件紛紛改判，不僅減輕涉案“藥神”的處罰，給患者心理安慰，還會喚起公眾對法治的敬仰，提升司法公信力，這都是法治進步帶來的積極效應。

以連云港“藥神案”為例，二審改判之后，多名被告人不但刑罰減輕，而且可以依法申請國家賠償。不過，這些被告雖然不會以銷售假藥罪被懲罰，但未取得藥品經營許可證，非法經營未經批準進口的藥品并從中獲利，違反國家藥品管理法律法規，構成非法經營罪。

這類“藥神案”帶來至少兩方面的提醒。一是有關方面應加快審批、進口更多境外合法上市的新研發抗癌藥和仿制抗癌藥，以切實降低癌癥患者的用藥負擔。一旦患者可以從正規渠道買到價格合理、安全有效的進口抗癌藥，自然不會從不正規的“藥神”手中去購買廉價抗癌藥。2018年以來，有關進口抗癌藥的好消息不斷，如零關稅、政府集中采購、納入醫保報銷目錄、加快創新藥進口上市等等。以17種抗癌藥納入醫保報銷目錄為例，這些藥品與平均零售價相比，平均降幅達56．7％，可大大減輕患者用藥負擔。

二是民間“藥神”也應規范經營進口抗癌藥。雖然修改法律后“藥神”不會再以違反銷售假藥罪被判，但如果經營不規范，也會涉及非法經營、走私等違法問題，仍難逃法律懲罰。從規范市場、保障患者合法權益角度來說，有關執法部門對于違法銷售印度仿制抗癌藥，仍有治理必要。

至于如何懲罰違法“藥神”，既要從非法經營、走私等角度來審視，也要準確理解并適用新《藥品管理法》第124條規定，即“未經批準進口少量境外已合法上市的藥品，情節較輕的，可以依法減輕或者免予處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