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中的回憶 鄧廣銘的落寞
初冬的雨，竟細細得幾若無，仿佛春雨。只是沒有春的溫暖，有的，是蕭瑟。從北大西門進，待騎車至朗潤園，不覺頭發及衣衫半濕。下午的冷雨中，濛濛中少見行人。此行想見的鄧廣銘先生，一向是在這個時間步行去歷史系取自己的報和信的，來回，約五華里。
書房里的鄧先生，名副其實的被書架們包圍著。淡黃色的線裝書，散發著特有的古色古香。鄧先生戴著老花鏡，手舉著帶小電燈的放大鏡，在專注地讀書。他的書桌，是硬木的，桌面鑲嵌著大理石，極具歷史感。他坐的椅子，則很現代，是那種黑色的圓背轉椅。鄧先生直言晚年只關心兩件事：一件大事和一件小事。大事是指建設新中國的新文化大業，小事是指自己應做的貢獻。
建設新文化，必須繼往開來，換言之，若想開來，必先繼往。如何做好繼往，這就是一個歷史學家的天職。時下有一種“新鮮”觀點：搞傳統文化的人，現在只是一個貧困的問題，而將來，則是生存的問題！鄧先生稱，倘果如此，豈不是天大的荒唐。但他又不免為現今種種不盡人意的文史哲現狀而憂心如焚。
鄧先生的書齋，很寧靜，但這僅僅是聲學意義上的寧靜而已。
“風燭殘年”、“老牛破車”，是鄧先生對自己近況的評價。雖然頭腦仍在不停地思索，但寫字的手卻因發顫，寫不成樣子了。有時靈感忽然而至，待操筆寫來，字不能成行，遂意趣頓挫，擲筆作罷。鄧先生的雙耳，也漸然失聰了。過去，他最愛看電視里的晚會相聲和喜劇小品之類，但現在眼見家人笑得前仰后翻，自己卻因聽不真切而莫名其妙，未免有些悲哀。所以，但凡熱鬧場合，他也便少去，以免掃別人的興。對此種種，鄧先生頗有英雄遲暮的感覺，他調侃自己為“半殘廢”。
事實上，鄧先生有許多工作想做，但每天總有不期而至的干擾，譬如，登門造訪的不速之客。他笑稱，若是在封建社會，或可有書童之類可以擋駕說，老爺不在家等等。若是在西方社會，也有先打電話征詢一番的習慣。而他既無書童，也并不庭院深深，雖有電話一部，但總不能要求別人也都有電話吧。況且，別人找你，總是給面子的事。鄧氏常常如此寬慰自己。于是，不速之客的登門，總會打斷他正在進行的工作。
鄧先生現在仍然保持每天有七小時的活動，而晚上九時至午夜十二時，是效率最高的。夜闌人靜，他正好伏案攻讀或寫作。但亦有苦惱，比如突然想查找某種書，也明明知道該書就放在某個書架的某排書籍后面，卻由于體力不濟，無法將之取出。家人已忙碌了一天，此時俱已進入了夢鄉。于是，這時的鄧先生。只好望書興嘆了。
《陳亮傳》、《辛棄疾傳》、《王安石》、《岳飛傳》，是鄧先生畢生研究宋史的結晶，他現在最想干的，就是將這幾部著作徹底改寫。其中，他最想改的，是他最早完成的《陳亮傳》。那是他上世紀三十年代畢業于北大時的論文。
大學四年級時，胡適先生開了一門“傳記文學實習”的課，并列了若干人物，供學生們參考，其中就有陳亮。鄧先生選擇了陳亮，作為畢業論文的題目。《陳亮傳》完成后，被論文指導老師胡適先生評為95分，名列班上第一。鄧先生至今還記得論文批語中的第一句就是：“這是一本可讀的新傳記……”
胡適當時還答應給鄧氏寫一個序，交由其時最負盛名的商務印書館出版，然而，終因戰爭已經迫近，未能如愿。
追今撫昔，鄧先生慨嘆萬分：“胡適先生影響了我的一生。我畢業時，是他把我留校的。從此，除了抗戰期間，曾在復旦大學任教3年外，我有58年都是在北大度過的。”
或是因為年高，或是因為惜時，鄧先生已宣布：北大以外的活動，均不再參加。這是無奈的決定。過去，他從不在暑假期間出外旅游，哪怕是盛情邀請。他的理由很充分、很天真，也很固執：“全中國最好的地方，是北京；北京最好的地方，是北大；北大最美的地方，是未名湖畔；我已經住在了未名湖畔，為何還要舍近求遠呢？！”
鄧先生雖然仍“志在千里”，但“老驥伏櫪”的客觀現實，卻是無法改變的。他有些黯然地說：如果真要把那幾部書都改寫一遍，大約還要活上85年吧。鄧先生還云：在“蹈火”之前，大概總要陷在失落感和非分之想的矛盾中了。
告別時，握手再三。樓道里黑，鄧先生竟獨自走出，為訪者按亮了燈。樓外，潤物細無聲的冬雨，還在飄著。驀然想起鄧先生書齋里掛著的一雙竹刻對聯：“雨過琴書潤，風來翰墨香”。路上，行人很少。朗潤園，靜極。時，已黃昏了。
鄧先生晚年回憶，在“治學道路和涉世行己等方面”，傅斯年、胡適、陳寅恪三位先生給予他的教益是最為深切的。三位恩師中，又以傅斯年為最。
鄧廣銘晚年有兩篇悼念傅斯年的署名文章：一是《回憶我的老師傅斯年先生》，時間約在1991年，文后注明系根據談話記錄整理，載于傅斯年故里聊城師院所編《傅斯年》一書。另一是《懷念我的恩師傅斯年先生》，見刊1996年11月《臺大歷史學報》。倘不對讀，容易誤會作者是“一雞兩吃”。對讀之后，會發現是兩篇文章，內容多有不同，細節互有取舍。
關于1951年聽聞傅斯年在臺灣遽然離世，前文寫得朦朧，只是說“有說不出的悲痛”，后文則寫得仔細：聽到消息，“顧不得我應與他劃清界限的大道理，不禁在家中失聲慟哭起來。” 幾天后，接到蟄居嶺南的另一位恩師陳寅恪《讀〈霜紅龕集·望海詩〉感題其后》詩，惜兩文均未錄陳詩內容。經檢索，錄詩如右，陳寅恪詩云：“不生不死最堪傷，猶說扶余海外王。同入興亡煩惱夢，霜紅一枕已滄桑。”鄧廣銘心里明白，陳詩是借彼傅（青主）“曲筆”以悼此傅（斯年），但偷偷看看即已罷了，哪里還敢因此回應？！
1991年《回憶我的老師傅斯年先生》文中，披露一事：“胡（適）夫人江冬秀的一個堂弟由美國回國，順便取道臺灣看望適之先生夫婦，見到了傅先生。傅先生對他說：‘我在北京有些書沒運出來，你回去告訴鄧廣銘，這些書全部送給他。’江先生回國后，不敢說曾去過臺灣，當然也不敢說這件事。后來他私下告訴了我，我說：‘我怎么敢要他的書呢？他的書只能由科學院沒收或如何處理。’”
讀書人贈書讀書人，始終是令人感懷的事。何況贈書人還是自己的恩師？！但這個堂弟是誰？當年從臺灣剛回大陸不敢說完全可以理解，未及時向鄧廣銘轉告傅斯年的口信也情有可原。但江先生究竟是過了多久、是具體在哪一個年代才將口信“私下”轉達給了鄧先生？文章未說，但細究起來，也未嘗不是一個舉輕若重的微末細節。
在1996年《懷念我的恩師傅斯年先生》一文中，鄧先生也提到贈書一事，并披露了“江先生”的身份：“從1946年以后，由于國內形勢的變化，我與傅先生雖未再相見，但在他擔任了臺灣大學校長之后，北大的數學系教授江澤涵先生由美返國、繞道臺灣探親時，傅先生還托他傳話給我，說要把他遺留在北平的書籍全部贈送與我（此乃因傅先生眛于大陸情況之故，當時他已成一個被聲討的人物，其遺存物只應被公家沒收，他本人已無權提出處理意見了），可見，他對我還在念念不忘之中。” 此文與前文比，一是披露了傳話人是江澤涵先生，二仍未涉及江先生傳話的具體時間。兩文對江澤涵的回國路線，均以“由美返國”論，誤。江澤涵去臺灣的目的，后文含蓄地寫“探親”，沒錯。前文中說去臺灣看望“適之先生夫婦”，則是有誤差的。其實，江澤涵是從瑞士回國，經香港去臺灣、又從香港輾轉返回已經解放了的北京的。胡適時在美國。
江澤涵（1902—1994）為江冬秀堂弟，1919年被堂姐夫胡適帶到北平。后專攻數學，1930年獲哈佛大學哲學博士，回國后長期任教于北大數學系。1946年，任復員后的北大理學院代理院長和數學系主任，1947年原定赴美國普林斯頓進修，后聽陳省身建議，臨時改為去瑞士蘇黎世國立高工數學研究所學拓撲學。1949年5月回國，經倫敦時，意外收到胡適從美發來的電報，電文是：“Go to Taiwan（到臺灣去）”。江澤涵到香港后買了5日往返機票去了臺灣。見到了江冬秀，并住其家。
江澤涵晚年回憶，當時傅斯年有意挽留他去中央研究院：“一天在冬秀家的客廳里，冬秀、錢（思亮）、傅（斯年）和我閑聊時，傅說：‘胡太太，我們把澤涵扣留在臺北好不好？’冬秀大怒說：‘澤涵的老婆兒子都在北京，他又是北大的數學系主任，他怎能不回去？’因為冬秀的性情固執，且常爭鬧無休止，傅立刻后退說，他說的是玩笑話。臨行上飛機的早晨，傅也來到冬秀家門口送別。傅對我說：‘我們難再見了，我這樣的身體是活不久的。’冬秀則泣不成聲，已預兆也不能再會見了。”
傅斯年夫人俞大綵回憶：“我們住臺大校長宿舍，同住的有胡（適）太太、錢思亮夫婦及三位公子、侄兒（傅）樂成、那（廉君）秘書，還有跟隨我們十余年、照顧（傅）仁軌的龍老太太，十余口人共度極清苦的生活。”
江澤涵當年8月8日回到了北平，重回北大。關于繞道臺灣一事，始終未向外人披露。傅斯年托他帶給鄧廣銘的口信，以我推測，最有可能的時間節點是1951年在聽到傅斯年去世消息后，才偷偷告訴鄧先生的。但也就是草草一說，以完成故人之托，既不能細說，也不敢細說。要不然，鄧廣銘也不至于一九九零年代著文時尚不知江澤涵訪臺時胡適并不在臺灣以及江氏并非從美國歸國等細節。
歷史的繁細碎屑，對大多數人來說，或如灰塵。但對另一些人來說，也可能是有趣的，比如，當年我拜訪的北大老先生們在燕園的住址和電話。如今，先生們皆已駕鶴歸去多年，昔日的電話號碼乃至住址——曾經應刻意保護的小小隱私，現在也成為我對那年那時、那人那地以及那事的悠悠懷想。此處，還是抄一抄我當年的備忘筆記：鄧廣銘先生住朗潤園十公寓206室，電話：2502672。季鎮淮先生住朗潤園十二公寓105室，電話：2502671。聞家駟先生住朗潤園十三公寓203室，電話：2502654。吳組緗住朗潤園九公寓，電話：2502586。住在燕南園六十二號的林庚先生，電話是2502537……
1993年11月15日那一天，鄧先生沒有按慣例去歷史系取報，我在日記中記載：“一天雨濛濛。下午三時采訪鄧廣銘先生。”
人物介紹：
鄧廣銘（1907年3月16日—1998年1月10日），字恭三，中國歷史學家、著名宋史學家。1907年3月16日生于山東德州臨邑。1936年國立北京大學史學系畢業，畢業論文《陳龍川傳》，深受指導胡適的贊賞。留校任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和史學系助教。先后發表《辛稼軒年譜》、《稼軒詞編年箋注》、《宋史職官志考正》、《宋史刑法志考正》等，陳寅恪為《宋史職官志考正》作序。1943到1946年，任復旦大學史地系教授，撰寫了《岳飛》一書，把岳飛傳記的寫作提高到學術研究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