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法文化中“訟”的蘊意
中國法文化傳統中“訟”具有特殊性：第一，能夠被作為“訟”的受理者，意味著理訟者道德的優勢地位獲得了認同。第二，通過卓有成效地決獄斷訟，官方的聲望和道德優越性會隨之獲得提升。相反，有訟不能決，是政權無能和亂政的體現。因此官方需要通過積極的態度處理訴訟并盡快處理，以此穩固其聲望。第三，對爭訟雙方而言，“訟”的意義在于評理和公斷，而不限于解決糾紛。第四，通過道德感化來使人恥于爭，被認為是理訟的最高境界，即不理而理的“無訟”狀態。
理訟者的道德優勢與合法性
早期文化傳統中有關“訟”的最著名個案，當屬晚商時代周文王尚為西伯時的“虞芮之質”。《史記·周本紀》記作：
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于是虞、芮之人有獄不能決，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虞、芮之人未見西伯，皆慚，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恥，何往為，秖取辱耳。”遂還，俱讓而去。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
引文大意是周文王尚為西伯之時，虞芮兩國諸侯發生爭訟，向文王求公斷的史事。這則故事廣為流傳，影響深遠，歷來被當作德政和斷訟的理想狀態。
在“虞芮之質”中，諸侯所以“來決平”于周文王，是由于“西伯陰行善”。當德行、德政之“善”的聲聞被于諸侯之時，大家便傾向于選擇文王作為爭訟的裁斷者。對于官方來說，獲得理訟者的地位本身就是一種權力和道德優勢的象征。
因此，理訟者的資格被認同和嚴謹地處理社會中的爭訟，是一個與政權存亡相關聯的大問題。無怪乎齊景公在對晏嬰的自我檢討中，首先就說“為夫婦獄訟之不正乎”（《晏子春秋·內篇·諫上》）。可見當時的統治者對其治下獄訟明斷與否非常在意，因為這是政治狀況的標桿之一。同時，官員善于斷訟被看作是其善政的標志之一，如《風俗通義·六國》提到的召公善能棠下理訟，長久以來都被看作是周人政權有德的體現。從這個角度上說，官方并不排斥受理訴訟，甚至會傾向于多為受理，并強調要處理爭訟效率。需要指出，這與以往普遍認為早期法文化中官方力主“息訟”，民眾“厭訟”的情況迥異。
人們選擇誰來作為評理者，除了制度規定的原因外，也基于對理訟者道德價值的認同。后來民間“青天大老爺為民做主”的說法正是這種觀念的通俗表達。盡管政權對處理爭訟的方式和受理機關已有法律制度的明確規定，不過歷代政權都不嚴格地以有無管轄權作為是否理訟的絕對依據。相反會有意地留下一些可以橫向或縱向選擇的余地。長久植根于社會中的直訴、上訪等現象都屬于此類。之所以如此，原因之一就在于受理訴訟可以彰顯受理者及其所代表的政權的道德優越性。
另一方面的原因也值得考慮：若是嚴格限制導致百姓告訴無門，則他們不免會通過其他的方式來解決紛爭，例如“訟于天”或其他的有德者，這種行為的出現，無疑直接地損害了官方的權威和統治的合法性。虞芮之訟中的“諸侯皆來決平”于西伯，恰好意味著商紂王政治衰敗和聲望喪失殆盡。
訟的負價值與理訟者的應對
從另一個向度上說，傳統語境中的“訟”是雙方或多方因某事起爭執、糾紛，而向第三方尋求公斷的事類。大到盟約，小到質劑，其實都是以止“爭”為目的的立法建制。為了“止爭”，思想家們設計了很多方案，戰國以來最普遍的方案有三類，一是通過立法以“定名分”來實現。第二類解決方案是“教”。第三類即秦晉法家重刑以去爭的理論。
傳統觀念普遍認為發生爭訟表明社會秩序被破壞和道德缺失。這無疑表明出治理不完善，而官方亦以之為恥。由此產生了制度和觀念上的兩種應對：一是明分止爭，二是無訟。
聯系前面可知“訟”對于官方的意義有正負兩個維度：正者，成為訟的受理者意味著權威和社會認同；負者，訟的出現本身又是社會穩定和秩序、倫理原則受到擾動、破壞的表征。因此政權既希望成為社會中大大小小的爭訟的評判者，又忌憚于這些爭訟給社會秩序和價值觀念帶來的侵擾。在對“訟”的這種糾結的心態中，當權者一方面力圖強調自己具有評理者的權能與德行，并具有優越的理訟的技術；既希望也需要通過成為訟的主理者來彰顯其道德優越性，以此強化政權的合法性。另一方面訟的出現本身就是秩序、禮俗不良善的表征，它意味著官方的禮、教與政、治有失。因此官方也嘗試通過秩序、倫理的建構來“止爭”，希冀的是看到“無訟”局面的呈現，以之作為善政良俗的標志。
理解無訟
上述關于止爭的學理思考，構成了“無訟”理想的理論基礎。先秦諸子思想中普遍反映出，治理的理想狀態應達到“無訟”的局面。因此官方理訟的終極追求在于通過對訟的處理來行道德感化和教化之實，以圖減少類似情況的發生。這就是孔子所說的“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論語·子罕》）。
明分止爭與無訟二者亦可理解為一體之兩面。而這個“體”，就是政道的理想。
之所以會有“無訟”的追求，在于傳統政治始終保持著對政道，以及合于“道”（或曰“天道”）的終極追求。政治的使命，不僅僅在于維系個人或某些團體的權益，亦不止于對公平、正義、幸福等價值的實現，更需要通過權力的運行和對社會的調整來實踐政道，借此引領全體人民實現合于“道”的生活，是為“敬行天道”（《逸周書·大戒解》）。相比較于對“道”的追求，其他一切功能、價值的實現、維系均屬于“術”的范疇。
政道的核心在于“至公”。人們對“道”的認識和對政道的構建，最為公認的方式是“法天”，即效法天地之道。而天地之德最要者不外乎以至公長養萬物。
有如黑與白、短與長，公和私是一對截然相反的概念。爭訟的基礎是私欲與私權，那么兩造對理訟者的期許無非是滿足私欲，維系私權。而理訟者由于肩負著實踐政道之責，須以“公”為其價值追求。
（作者為清華大學法學院助理教授）